这个导演拍出一部最完美的犯罪电影，但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
如果来举办一个最好的犯罪电影的投票，我能预计到排名最前的有哪些，肯定包括《低俗小说》《黑暗骑士》《七宗罪》《盗火线》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《热天午后》《无间道》《沉默的羔羊》……对不对？
以上这些我也都很喜欢，但如果你问我，第一部从你脑子里蹦出来的犯罪电影是哪部？
我的答案不在上面。
这部电影叫做《男人的争斗》（Rififi，1955）。
目前它在豆瓣上有1000多人评分，得分高达8.6，大概可以算一部介于大众和小众之间的影片。
导演名叫朱尔斯·达辛（Jules Dassin），美国人，可这是一部法国电影。达辛出生于1911年，2008年去世。我不能说他在影迷中完全默默无闻，但他的声名绝对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层次。
《男人的争斗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堪称完美，它有两个地方被后世的犯罪片反复「抄袭」。
第一处是它的故事原型，讲一个罪犯托尼出狱了，决心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以前的狐朋狗友想再拖他下水，都被他坚定拒绝。但命运弄人，他发现怎么努力也无法取回失去的东西，包括女友，除非再干一笔……
第二处是像教科书一样细致描绘盗窃犯罪的过程，这种拍法后来成了盗宝类型的标配。长达几十分钟的镜头没有一句台词，然而无声胜有声，达辛用大量充实的细节，让任何人在看过之后，都不可能轻易遗忘。对这一盗宝场景的模仿，一直是后来同类型片的最爱，连达辛自己也重复过一次，当然都再也超越不了《男人的争斗》。如果只论细节的魔力，只有监狱题材的《洞》（导演雅克·贝克）能够相提并论。
但影片最让我喜欢的却不是这两处，而是结尾男主角带着致命伤开车逃跑，他要在生命流逝之前赶去见一个人，能把一个犯罪分子的人生拍得如此动人，朱尔斯·达辛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。
《男人的争斗》全片都弥漫着宿命悲观的氛围，盗贼们居住在封闭简陋的住所中，他们的敌人主要不是警察和法律，而是敌对的黑帮，最后的一场枪战发生在巴黎郊外的一栋小屋，荒凉如美国西部片中小镇的干道。
但不同于绝大部分西部片，枪战的结局并非那么利落爽快，而这个逃不掉的结局，也早在影片开场便隐隐注定，影片只是在给男主人公托尼找一个符合他荣誉至上信条的尊严死法。
还没看过这部电影的，请一定去找来看一下。
朱尔斯·达辛还有两部电影我也非常喜欢，是他在美国拍的《盗贼公路》和在英国拍的《四海本色》。
是的，达辛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导演。下面就来介绍达辛比电影更传奇的人生。
达辛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开始在好莱坞活跃，他属于一个左翼色彩鲜明的导演集体。这个集体还包括尼古拉斯·雷、伊利亚·卡赞。
当时的好莱坞流行两类电影，一种是如卡赞《君子协定》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）这样的社会问题片，一种就是朱尔斯·达辛、安东尼·曼、亨利·哈撒韦等人的半纪录犯罪剧情片，强调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实地拍摄，当时被称为准纪录片，部分是从二战时的战场纪录片演化而来。当时的电影技术也有所进步，轻便的电影摄影机和灯具被发明出来，为这种拍摄提供了便利。
这里单说达辛，他出身于俄罗斯犹太人家庭，一开始在纽约的小剧团打零工，直到成为一家电台的写手。后来他执导了一部改编自果戈里《大衣》的戏，吸引了好莱坞的注意，雷电华公司签下他，要求他先学六个月的电影再说。
达辛先是担任希区柯克的喜剧片《史密斯夫妇》的第四助理，大师对他不薄，每天午饭的时候手把手教他剪辑、摄影机角度和各种技术。
不料六个月后，公司说够了，达辛你真的不行，还是滚蛋吧，希区柯克亲自去和老板说，这小伙子会有前途，再多留一个月吧，之后又是一个月，实在留不下来了。这时候米高梅公司的人找到他，说你拍个短片试试，要是还行，我们就要你了，于是达辛就拍了爱伦坡的小说《告密的心》，米高梅看了并不喜欢，因为拍得太先锋了。
达辛只好出去找其他工作。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某天一家小电影院要找一部短片来填补档期，就找米高梅去讨了几部没人要的片子，包括达辛的《告密的心》，居然大获成功。于是达辛正式加入了米高梅。
达辛在米高梅陆续拍了一堆平庸之作，觉得再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决定跳出合约，自己找钱拍了一部《血溅虎头门》，由伯特·兰卡斯特主演，如今这也算是cult的监狱电影，但达辛很不喜欢这部电影，因为审查剪掉了四分之一。
当别人问道达辛你是否醉心于暴力？达辛的回答是：所有的艺术作品都需要冲突，而最戏剧化的冲突就是暴力，暴力很吸引我。但是，野蛮的暴力却令我恶心。
《血溅虎头门》之后，达辛拍了开创半纪录风格的《不夜城》，他很讨厌原剧本，但还是决定拍它。他告诉制片人，一定要让他把摄影机搬到大街上去。他们同意了，但到了剪辑阶段，不少关键内容又被剪掉了，结果达辛第一次看到影片时，都难过得落泪了。
达辛认为好莱坞最糟糕的事是导演没有剪辑权，这也是他喜欢欧洲的地方。在欧洲，电影归根结底也是商业，但人们认为导演是创意之源，达辛说：「在好莱坞人们会先问，谁是明星？然后问什么故事？最后才问导演是谁。但在欧洲是反过来的。」达辛认为好莱坞最大的优点是专业和高效。
四十年代末，美国国会的反共调查开始了。达辛手头有一个项目和「好莱坞十君子」有牵连，要拍它就很困难，在经过反复争取后，老板说，去伦敦拍吧，所以《四海本色》是在伦敦拍的。达辛认为理查德·韦德马克的表演十分精彩，尤其是最后的亡命出逃，但却没有得到公正的认可。
特吕弗和夏布洛尔在采访时请教过他，怎么那场戏拍得那么棒？达辛解释道：「那场戏是在凌晨拍的，合适的光每天只有半小时，我用六台摄影机，拍了18分钟，一共22个镜头，韦德马克刚离开一台摄影机的视野，马上进入下一台摄影机的范围接着拍，如是反复拍了好几个早晨。」
片中的老演员Zbysko是一个真正的摔跤冠军。他之前从未见过摄影机是什么样子，可说经验为零，但却表现得十分完美。当时这位老人已经破产，他用片酬回老家买了个养鸡场安度余年去了。
达辛曾在三十年代加入过共产党，1939年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协议，他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，于是退出组织，但仍然因此被好莱坞片厂列入了黑名单。
《四海本色》后，达辛有五年没有拍电影。1953年他去了法国，一年后的《男人的争斗》堪称他生涯的最大成功，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有好莱坞大制片厂找他，愿意在美国发行影片，但要求他发表一个妥协的声明，他拒绝了，最后找了小发行公司，结果没能取得本应取得的票房成功。
《男人的争斗》的诞生完全是因为达辛当时经济极度拮据，长久没有工作，梅尔维尔把拍这部戏的机会让给了他。达辛用英语写成了剧本，再找人翻译成法文。这部影片的资金只有20万美元，在好莱坞这连支付一个大明星的片酬都不够。达辛在冬天巴黎的室外拍摄，连景都是他亲自去选的。
达辛擅长捕捉不同城市的本土色彩，他拍过纽约、旧金山、伦敦，现在终于轮到了巴黎。这部电影可以看出达辛的风格愈加尖利锋锐，他仿佛执着外科手术刀，轻而易举就划破城市的光鲜外表，以近似纪录片的忠实手法，翻检着底下的琐屑肮脏。
《男人的争斗》所呈现的那些卑贱不足取的小窃贼，与前一年的雅克·贝克《金钱不要碰》（也是一部伟大的犯罪片），和后一年梅尔维尔的《发热》（又一部伟大犯罪片）竞相唱和，构成了五十年代法国最生动、最真实的黑帮浮世绘。
《男人的争斗》为达辛在1955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赢下最佳导演奖，与苏联导演谢尔盖·瓦西里耶夫并列。但它不出意料地被许多国家禁映了，部分是因为导演的黑名单背景，部分是因为影片逼真地表现了抢劫的场面和过程。
1955年的戛纳电影节对达辛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，他不仅获奖，还认识了希腊名媛梅莲娜·梅尔库丽。他邀请她出演了后来的《痴汉艳娃》，两人坠入情网，1966年结婚。
黑名单的禁令在六十年代失效，但达辛选择了留在欧洲，他们也曾一度被希腊政府驱逐，直到改朝换代才重回希腊定居。后来梅丽娜当上希腊文化部部长。达辛放弃回到祖国，但提到欧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时，他只是说，我一直都在假装了解欧洲文化。
达辛的前妻为他生了儿子约瑟夫·达辛，是法国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歌手，唱片销量动辄几千万张，1980年因心脏病去世。
下面是我翻译的帕特里克·麦吉利根和达辛做的专访，这也是达辛一生接受过的唯一的长篇访谈，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为颠沛流离的电影导演。本文发表在1996年的Film Comment杂志上。
麦吉利根：你是从啥时候变得激进的？
达辛：我想是六岁。我在纽约哈莱姆长大，离第五大道很近，小时候很郁闷，身边的人都是穷光蛋，很自然就有了些想法。我长大一点，读了一些东西，想得也深了。三十年代美国有很大变化，我受一些作家和编剧影响颇大。有一家很革命的剧团，在当时变得很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现在的人很难想象，当时的剧团和政治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，而剧团和好莱坞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在美国戏剧被忽视了，如今我到伦敦去，听到的满耳都是莎士比亚，只有莎士比亚。
那时候，戏剧对我们来说是命根子，影响力广泛。《醒了就唱》《等待老左》很多戏。不仅仅是「集体剧团」和我在的那家剧团，还有很多编剧西德尼·霍华德、埃尔默·赖斯、罗伯特·舍伍德等。好激动人心的年代。但事实上，那些戏并不如我们期望的精彩，但始终有一股精神在。
麦吉利根：你是从联邦剧团开始导演工作的吗？
达辛：不。是一个犹太工人剧团，很多天才在里面，但都干着普通的工作。我们都是业余的，没有工资，但我们坚持了五六年。
麦吉利根：你更多是做导演还是演员？
达辛：一开始我就明白了，我不是演员那块料，然后慢慢朝导演过渡。一开始是小角色，后来我也在夏令营活动时执导。那时候那不叫「导演」，我们叫「putting on a show」。
麦吉利根：你们那代人在电影和话剧之间冲突吗？
达辛：我们那家剧团还有「集体剧团」倒闭后，我们都去了好莱坞，我们都觉得自己背叛了戏剧。我们觉得可耻，简直跟白痴一样。
麦吉利根：那你花了多久才接受电影？
达辛：我去好莱坞之前就喜欢电影了。
麦吉利根：把电影当作艺术吗？
达辛：当然是。特别是外国片。我在米高梅的第一份工作是和康拉德·威特拍《纳粹密探》，我记得当年在一家电影院里观看威特德国时期的作品，真是令人心折的演员呀。但是《纳粹密探》只是米高梅很随便的一部片子，威特同时演两个角色，一个好的德国人，一个坏纳粹分子。我还记得别人给我介绍威特时的情形。我的一个麻烦是看起来小，比我实际年龄小好多，这时威特进来了，高高的个子，很帅的男子，灰色的眼睛，他们说，这就是你的导演。他向下看着我，说，不行。然后就走了。他们劝他说，就试一天看吧。
麦吉利根：一天之后他满意吗？
达辛：我要谢谢哈里·斯特拉林。他是很棒的摄影师，极棒的艺术家。很幸运他认识威特，他们在欧洲合作过。我必须用一天的时间证明我是个够格的导演。我开始拍某个镜头，是一个玻璃的插入镜头。然后又是三四个类似镜头。还有一个威特读书的简单的远景镜头，拍完就到了11点。斯特拉林问，下面拍什么？我看着他没说话，威特说话了，那么，导演先生，那么……我说吃饭吧。威特看表，又看看我，轻蔑不屑的表情。他重复了一遍，吃饭，就走了。
斯特拉林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我差点哭出来但忍住了。我说，哈里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啥，这家伙简直让我崩溃。哈里友善地说，你告诉我下场戏是什么。我说，下场戏就是他突然觉得有人，然后发现了他兄弟，那个纳粹分子在。哈里说，你这么办，你铺一条长轨道，当威特发现他兄弟的时候，你推一个特写上去。
威特吃完饭回来了，他看着轨道，颇感惊奇，我就照着哈里的话跟他说了拍的办法，他的表情好像是我低估了你。我们拍了这个镜头。威特很高兴，我过关了。
你知道是谁写的《纳粹密探》吗？是John Lee Mahin。我从没见过他，我也没见过剪辑影片的人。我就是那么处于不知情状态，公司好像也乐于让我保持不知情。
麦吉利根：你喜欢哪部你在米高梅的片子？
达辛：一部都没有。
麦吉利根：1995年你在纽约办回顾展有放吗？
达辛：我不让他们放。
麦吉利根：我看你的年表，那时候你专门拍喜剧？
达辛：我专门拍狗屎。我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
麦吉利根：在今天的人看来，你有米高梅的导演合约，简直就是人上人了。
达辛：那是很苦恼、很尴尬的事情。你知道他们让你做的事你并不感兴趣。呆在米高梅就像是陷在泥潭里动弹不得。
麦吉利根：人们会说那是很好的学习阶段，学会了怎么摆摄影机什么的。
达辛：可能是吧。你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：路易·B·梅耶把你叫到办公室，给你看个剧本。然后说，我很信任你，现在把我最大的明星琼·克劳馥交给你拍这个片子。你拿到剧本然后说，让我读读吧。他就会很生气了，你居然想先读一下而不是马上感激零涕地答应他！
我拍的琼·克劳馥的那部片《法兰西小姐》本来是约瑟夫·曼凯维奇要拍的，他耍了个心眼，他说他来当制片人，让「小家伙」（指我）来导。剧本很无聊，好几个星期我想找经理和琼·克劳馥安排一个剧本会议，好容易开成会，结果讨论的只是怎么来打扮琼·克劳馥让她的粉丝满意？几个小时的剧本会议就讨论这个。
麦吉利根：你在政治上激进，梅耶在乎这个吗？
达辛：他们忍着的，他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，也不知是他还是哥伦比亚老板哈里·柯恩说的，这些家伙都是共产分子，我们留用他们的惟一原因是他们有才华。你一定记得当HUAC的威胁来临，他们是怎么毫不犹豫清理门户的。
梅耶是个大坏蛋，是个阴谋家。他这个人，只要你反对他，或者提出不同意见，他一定恨你。好莱坞流传着一个我和他的很著名的故事，从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当时我拍了一堆烂片，我说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让我解约吧。他说不行。我说，那我不干了！我一个人罢工。我在海边找所房子，一个人读了一年书。但他仍然给我的经纪人送支票。一年后我要疯了。他知道我会回去找他说要工作。我进了他的办公室，一屋子坐着米高梅的高级经理们。明显他是想给他们露一手，展示一下调教倔犊子的本领。
他一个人开始呱啦呱啦地说，更多是对着那帮人，孩子——他见人就叫孩子——我很高兴你回到大家庭，他的感情很澎湃，说，但我先要跟你讲个故事。你知道我喜欢马，你知道有匹马叫彼得吗？我跟那你讲讲彼得的故事：
有年在东部，有场两岁马匹的专卖会，我跟训练师说，我要那匹马，训练师说这马血统有问题，不能买啊，我说不管，我要那匹马。虽然训练师反对，我还是买了，带回加州。你知道它现在是最棒的马，赢了很多比赛，也是我最心爱的马。
孩子，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我，他是演给那帮经理们看的，那帮经理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，就像老婆看老公。孩子，我叫训练师带彼得去参见肯塔基大赛，他说它赢不了，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纯种马的天地。让它去！不管花多少钱。结果去了。去之前参加了洛杉矶当地的小比赛，结果每次都是一开始它如离弦之箭，冲在最前面，然后突然停下来，放弃比赛。如此这样重复了好几回。训练师开始偷笑，他说，我早告诉你了吧，路易，这马不行。梅耶说，听着，我看准了这匹马，你把它带到农场休养一段时间，让它放松。然后有一天训练师突然跑回来，叫道，终于知道为什么它每次半途而废了，因为它胯下长了一对前所未见的巨型卵蛋！
故事讲到这里，梅耶停下来，望着那帮经理，然后望着我，说，孩子，你知道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我把它阉了，后来它果然赢了无数比赛。我听到这里，心里确实很震惊，但我抑制住心情，平静地对梅耶说，阉就阉吧，又不是我的卵蛋！梅耶听我这么回他，气得发狂，冲我大喊，给我滚，肮脏的赤党分子！这就是我离开米高梅的原因。
麦吉利根：你还在米高梅的时候，你在演员实验室（Actors Lab）里吧，有人告诉我你是最棒的演技教师。
达辛：我是创始人之一，我开了两门课，一是针对初学者，一是针对专业演员。有些好莱坞演员觉得无聊，不快乐，就回到课堂学习。查尔斯·劳顿都在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在那里排了一些好戏。很多人不知道《欲望号街车》是在演员实验室排的一幕剧，名字叫Portrait of a Madonna，杰西卡·坦蒂演的主角，Hume Cronyn导演。后来的演员工作室是从演员实验室演变来的，因为我们有很多「集体剧团」的旧成员，Morris Carnovsky、Bud Bohnen、Art Smith、J. Edward Bromberg。我在米高梅惟一满意的工作就是和这几位平时一起排戏。
麦吉利根：什么时候你才觉得拍电影对于你是一种乐趣？觉得是在做有意义的事？
达辛：和米高梅的七年合同是我的一大悲剧，我想回纽约去，再也不回好莱坞了。但我认识了Mark Hellinger，和他开始合作，第一次是《血溅虎头门》，很弱的片子，我记得我说，这帮囚徒都是好人，那他们在监狱里干啥？Hellinger说，我们加几个女人进去。后来是《不夜城》，Hellinger鼓励我自己摸索道路，让我学习成长。编剧理查德·布鲁克斯告诉我，Hellinger是少见的慷慨人。
我的薪水一般般。那部影片后，他给我一份礼物，是他的百分之一份额的一半，当因为某些缘故我没有收到那笔钱，我不认为是他的错。
麦吉利根：布鲁克斯曾说Hellinger过世（1947年12月21日）他才收到支票。
达辛：他对布鲁克斯很大方，他很喜欢他。
麦吉利根：听说你更喜欢达利尔·扎努克？
达辛：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我的回顾展时，我是这么说的，我已经够老了，我想说我的真实感受，就是我喜欢达利尔·扎努克。我们是很奇怪的朋友，我对他说，达利尔，你的野心是想成为一个好人。但你失败了，这实在很糟糕。
《盗贼公路》我是给扎努克拍的，本来该是好片子的，但我们24天左右就拍完了。《四海本色》，也是后来给扎努克拍的，是我当时最好的片子，当时HUAC已经开始搞事了。我去找扎努克说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黑名单，你想违抗吗？他说没问题。我说那你去买这本Albert Maltz写的书。他说怎么是Albert fucking Maltz！我说约翰·休斯顿已经在做剧本了，他爸爸沃尔特·休斯顿演主角。故事讲一个家伙有关节炎，他从旧金山到洛杉矶找医生，一路上的旅程。扎努克说好吧，我们拍，但不要跟人声张。我说可以。扎努克说公司内部我负责，你搞掂作者。我就去跟作者说，我给你25000块买你的小说，你不要说出去。但纸是包不住火的，第二天《好莱坞报道》大肆报道这件事。扎努克很生气。
麦吉利根：对你生气吗？
达辛：不是。他尽他的力量保护我。他给我了一本书，说去伦敦吧，去伦敦你想拍什么拍什么，拍最贵的场景。于是有了《四海本色》。
我很尊重这家伙。他还做了不少感动我的事。他跟我说，给吉恩·蒂尔尼写一个角色吧，我说蒂尔尼是大明星啊，怎么贸然就插进来。他说这可怜的女孩在闹自杀，她需要工作，需要振作起来，请你无论如何给她写个角色。我照办了，这拯救了蒂尔尼。人们只知道扎努克的冷血无情，铁手追命，但他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扎努克后来给我发电报说「谢谢」。
麦吉利根：你去好莱坞前是共产党人吗？
达辛：在《等待老左》首映结束的当晚，我很受震动，发现我不是共产党这件事让我很不好意思。那晚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，太感动了，无法自抑，我对自己说，必须要做点什么，像那些人一样，我是这样成为共产党的。
麦吉利根：好莱坞的共产党人们让身份保密是不是不应该？这也是他们被攻击的理由。
达辛：我不知道，因为怎么说都有理。
麦吉利根：你是否觉得好莱坞的共产党人们是你们这代人中最光明、最精英的一群人？
达辛：他们绝对是最好的公民。最纯洁、最理想主义的人。我们要创造更美好的世界。但反对我们的也都是好人。但我们都太天真了。我们生活无忧，有带游泳池的房子和汽车，但突然觉得，这不够，这不是我的世界，要做点事让世界更美好。所以说是很优秀的美国公民。
麦吉利根：一般人们想到好莱坞的激进分子时，一般会想到那些个编剧，而不是导演。导演更像是一个自行其事的行当，共产党能直接吸收导演入党吗，有多少导演是党员？
达辛：有几个，记不得太多了。要我举出五个比较难。
麦吉利根：那这些导演真的阅读马克思、列宁的著作吗？
达辛：只要你入了党，就会有课程要上，老师教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。很愚蠢的学校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。
麦吉利根：为什么HUAC主要针对编剧展开进攻呢？
达辛：显然是因为编剧才是潜在的敌人。他躲在大多数组织背后，躲在编剧工会背后。认为涉共编剧写的东西是颠覆性的政宣，那太荒谬了，极端可笑。完全不是那样子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在梅耶办公室参加一个谈判会，我批评其他人乱剪导演作品的现象，梅耶说，你难道认为我们应该把剪辑权交给你？想和我干？我背后有1亿美元撑腰。你够格吗？就这么回事。有些人把编剧看成是影片的创作者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针对编剧。
麦吉利根：40年代中期，共和党人和共产党合作的时候，你有预感吗？
达辛：是，但当时全世界的敌人是轴心国。统一战线是必要的。我觉得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明白的是，他们应当先自我警告，等法西斯的事情结束了就会轮到自己头上来。大战结束前其实冷战就已经开始了，不过俄国人和我们并肩战斗，需要先忍一忍。
我记得有句口号说「保卫苏联」。一般美国人认为，那意味着保卫外国。这不是在说保卫社会主义理想或者保卫公正的体系。如今看来，提出这个口号的意图很明确，因为当时有希望建立一个更光明的世界。但我想那个口号很危险，会有人认为难道是要保卫那些俄国布尔什维克吗？
麦吉利根：你是在和党唱反调吗？
达辛：党里的蠢事多了去了。好几次我都面临被开除。敦克尔克撤退后，我对他们说，不要用「这是场假的战争」这个口号，而该用「真的战争来临了」。还有件事也让我很生气，Albert Maltz写了篇文章说「我们是艺术家、作家，到街上去卖《工人日报》可不是我们该干的活。我们有正事要做。」他们猛批他。我说Maltz是对的，于是又要把我开除。党内僵化无比，缺乏想象力，也不理解美国复杂的实际情况。侮辱约翰·韦恩和詹姆斯·凯文·麦吉尼斯这些有权优势的人，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。虽然约翰·韦恩很幼稚，也仇共，但你不能给他扣顶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啊。他绝对是爱国青年和民族主义者。
麦吉利根：韦恩也主演了你那部有琼·克劳馥的片子，你觉得他是好演员吗？
达辛：他算不上好演员，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演员，绝对守时，绝对记得熟台词，很有教养。他工作努力，不像某些明星。
麦吉利根：你是啥时候知道自己被告密的？
达辛：是在欧洲的时候。有人叫我到意大利去拍一部关于共产主义和牧师的片子The Little World of Don Camillo，我到罗马去见制片人Giuseppe Amato，我们没谈拢。我就去了戛纳电影节，在那我听说我被举报了，可能是在报上看到的，记不清了。
麦吉利根：好莱坞导演在国外找项目，在当时很特殊吧？
达辛：并不是我在找项目。因为《四海本色》我在欧洲很受欢迎，他们请我的。我也想在意大利拍部片子，你知道战后大家都极喜欢意大利电影，那很有吸引力。
麦吉利根：当时你怎么办？
达辛：差点让我发疯的是，有人说我到欧洲是畏罪潜逃。我立即的反应是赶快回美国，我就回去了。我很想去参加听证。我都准备好了正义凛然的回复。我准备好了去当个英雄。我回去了，结果没人管我。我在等传票，我想我有话要说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找我拍一个贝蒂·戴维斯的片子，贝蒂·戴维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人，会说这样的话——我才不去听那些无聊的废话，我只想和我佩服的人工作。那片子很傻逼，我很奇怪戴维斯怎么会拍它，但我同意了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在开拍前，我们要去十个城市亮相，我要证明不会有人来示威，虽然退伍军人协会号称要组织游行反对好莱坞的共产党分子。我们真的这样办了，什么都没发生。
于是我们进入排练阶段，正在这时，传票到了。我说我现在不能去华盛顿，因为我在排练，责任重大。他说最终还是要命你去的。我说怎么办呢？我们有很多出外景机会，到时候去东部顺便再去就是了。他警告我在找麻烦。后来我同意到纽约的第二天就去华府。但后来我收到一封电报，是艾森豪威尔签的字，或者是代表他的人吧，说所有听证都取消了。这就是我的经历。
麦吉利根：如果你去了，你打算说什么？
达辛：老生常谈啦。他们有什么权利？那帮坏家伙。我有权成为我想成为的人。那也是约翰·霍华德·罗森想说的话。
麦吉利根：像李·J·柯布的可耻行为，还有一些类似家伙，你怎么看？
达辛：他们就是把事业看得比名誉更重要吧。就这么简单。工作的需要比啥都强。在艺术领域那就是你的氧气啊。是你的生命。他们的背叛也会成为多年的隐痛，因为你背叛的是自己所爱的人。柯布是我的好朋友。我爱他。我爱伊利亚·卡赞，我爱克里夫·奥德茨，但还是很伤心。
麦吉利根：卡赞和奥德茨是最沉重的打击吗？加上柯布？
达辛：卡赞是戏剧之王，我们都爱他。我们是老朋友。他伤害了太多人。奥德侧的伤害最大，因为他的行为。柯布是对我个人的沉重打击。当时有柯布要配合的流言，我说不要胡说，否则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我绝不相信他会干。大家给我打电话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关系好。我当时在欧洲，我赶回纽约看柯布。结果是遇到了一群老朋友，我坐在他旁边，说，有谣言说……他说，我只问一句，你信吗？我说绝不信。但后来才发现，之前的一个晚上，他已经干了一切背叛的事。
麦吉利根：后来你还见过他吗？
达辛：我再也不鸟他了。但你想想，我不得不体谅他们的处境，如果不说出来，自己就得落到一样处境，没有什么英雄、圣女贞德。律师的建议、保住饭碗的担忧、家庭⋯⋯如果你跟他说你的工作有问题了，他确实会很为难。
麦吉利根：如果告密者是导演呢？好莱坞的同行？比如罗伯特·罗森？
达辛：顺便讲个故事吧。我并不喜欢罗伯特·罗森这人。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好鸟，这一点，我和比利·怀尔德看法一致。我们都讨厌罗伯特·罗森。我记得有次，在一家我们都喜欢的巴黎小餐馆，我坐在一张桌子上，怀尔德走进来。我站起来迎他，他板着脸不说话，我问，比利，咋的啦？他说，我有个坏消息。我说，什么事？他说，罗伯特·罗森最近拍了部好片啊！
我一想到罗伯特·罗森，我就想到他的娃。人们一般不会想到这一点，我们的娃这个问题。你会发现你家墙壁上被人涂字了。其他小盆友会对你的娃说一些难听的话。你怎么解释这一切？罗伯特·罗森去华盛顿之前，一定告诉他的娃，他在做正确的事。但后来，他又不得不告诉他们他干的是坏事。孩子们必须一生面对父辈所做过的这件事。
麦吉利根：有不有人悔过的？
达辛：你祈求宽恕和理解。但我不能原谅卡赞。他干的事如同恶魔，而后来又甚于恶魔，他企图向黑名单中人提供工作，这是收买啊，想腐蚀他们，以换取原谅。
我不介意告诉你，他好多年来都想来见我。但我不想见他。若干年前他来了希腊。我老婆当时是文化部长，她告诉我卡赞来见她，想在希腊拍部电影。我说，老婆，在希腊拍过电影的烂人太多了，他是个有才华的烂人。那就是我的态度。有个共同的朋友，一个雅典的企业家，来敲我的门，带来一封信，是卡赞的剧本大纲，朋友说，卡赞请你读读，然后问你的意见，看在老朋友的份上。我说我才不要读，我告诉这个朋友，请卡赞不要打扰我的生活。
我太太还是为卡赞提供了他需要的帮助，但他说要海军、陆军，他需要把剧本呈递给国防部。国防部长给我打电话，说你他妈想干嘛？这是有史以来最反希腊的片子。片子是关于希腊土耳其的历史纠葛的，我又没读过，也不了解。部长说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借军队给他拍这个反希腊的片？我说，不，我没要你做任何事，这他妈和我一点关系没有。结果他们没有借军队。后来我从报纸上读到，他跟美国媒体说，是我阻止了他拍这部片子。这就是卡赞的为人。
麦吉利根：有人因私人原因举报你吗？
达辛：没有，举报我的人有一个是弗兰克·塔特尔。我最后一次见他，我们都是威廉·莫里斯的签约导演，我站在纽约办公室外，下着倾盆大雨。塔特尔出来了，对我说，你在这干嘛？他告诉我他很发愁，因为HUAC要他举报人。就在这时他突然犯病了，他有糖尿病。一时找不到出租车，我冒着大雨把他背回旅馆。然后下一次听说他，是他把我举报了。
麦吉利根：你怎么决定离开美国呢？
达辛：听证取消的时候，法国有人找我和Fernandel拍个片子。
麦吉利根：你会说法语？
达辛：一点点。
麦吉利根：然后呢？
达辛：我前一天才收到剧本，马上就出发了。我的护照还在。我到了法国，有个好莱坞来的家伙，叫Roy Brewer跑来跟我的制片人说，如果让我当导演，那这部片子休想在美国上映，从今往后他的片子都是如此。制片人请了Zsa Zsa Gabor，他认为她是大明星，因为每本杂志的封面上都看到她。但我不关心谁主演，无关紧要的事情。我只是想工作。Roy Brewer找过制片人后，又去威胁Zsa Zsa Gabor，说封杀她，把她吓得要死，没办法在开拍的几天前我被开掉了。
麦吉利根：在法国很多人支持你？
达辛：对，法国人很好。他们对我的遭遇感到很愤怒，法国电影界的人都来到我的宾馆慰问我，问怎么能帮到我？大家很团结。他们马上宣布我已经是法国导演协会的会员了。但是⋯⋯
麦吉利根：美国工会帮上忙了吗？
达辛：美国导演工会在那段时期做的事简直都是耻辱。噩运当头，导演工会似乎忘了它是工会，要保护成员，他们都只顾着自己的前途了。他们畏缩了，害怕了，我们没法为它骄傲。
麦吉利根：那很难找到工作了？
达辛：很难。大家都怕雇用我。四处旅行也有困难。我们的护照被作废了。我给你讲个故事，我在巴黎，有个制片人找我做事，他叫Romain Pines。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合拍片，但我没有护照。制片人带我到凯道赛码头（法国外交部办公地点）。他径直去找最大的官，冲他咆哮。接待我们的人对他说，他妈的你这个该死的共产党人，在这里干嘛？制片人说，干你娘的，你这个法西斯主义者，我找你有事。他们就互相辱骂了十五分钟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以前他们在抵抗组织是老战友，彼此救过对方的命。最后那家伙问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制片人说，给我的朋友一张出国通行证。他又问，你是哪国公民？我说我是美国人。他说，我只能给你一个无国籍护照，但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，这就办不起来。说到这里，两人又开始互相辱骂起来。辱骂了半天，他终于给我开了个旅行证明，闭着眼睛签的字。他说如果你跟任何人透露是我签的字，我就惨了⋯⋯这个文件给我解决了问题。
但还是有障碍，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的强烈要求下，意大利政府要我出境。还有人请我写剧本，和意大利著名编剧合作，改编意大利经典名著。但在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，警察到我的宾馆，命令我离开意大利。
我给编剧打电话，他赶来了，他当时是北方一家著名报纸的编辑，他对制片人害怕感到生气，他去见了意大利当时的首相。因为他在意大利德高望重，他把他家报纸的头版给首相看，说如果达辛被驱逐出去了，难道说意大利是好莱坞的殖民地吗？争议持续了一段时间，这件事后来被另一个人解决了，那个人是意大利的前首相，后来被控和黑手党有涉，那是后话。但经过这么多事，制片人不敢和我合作了，这就是我的遭遇，在五年之中总是遇到各种困难。
麦吉利根：有人说在巴黎你们有一帮朋友紧密团结在一起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是这样吗？
达辛：是真的。
麦吉利根：你们是不是在想很快就可以回好莱坞去工作？黑名单不会持续很久的。
达辛：我不能代表别人，但我自己确实认为黑名单不会持续很久。如果回美国我会感到高兴。但那时我得说我想回纽约而不是加州。虽然我喜欢加州，我在加州和朋友度过了美好时光。
麦吉利根：你和从巴黎到美国的人保持着良好关系吗？你跟进关于听证的消息吗？
达辛：当然我关注，每当有朋友背叛，我们就很难过。我记得有天早上，我们坐在香榭丽舍大街路边的椅子上，哈里·柯尼茨坐在那哭，我说怎么了？柯尼茨其实不是左派，他只是中间派，他抽泣着说，克里夫……我大惊，啊，克里夫？不会吧。他说，对，克里夫，工人阶级的诗人，他也……他开始大哭。我们都哭了。
麦吉利根：在法国的五年，你们怎么过出来的？
我说不清。大家的钱互相帮衬吧，我们有时打扑克，但也没钱输。
麦吉利根：是什么把你从困境里拯救出来？
达辛：《男人的争斗》。我在意大利，有天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有部片子找我。我回到法国，我必须尽快开工，我通宵赶剧本。他们给了我书，我就开始读。是周末，我到制片人办公室去回话。我来不及读完书, 通篇都是黑帮行话，法国人都读不懂，何况我。我找到个朋友，他牺牲了他的蜜月来帮我读书。我都不知道拿到这故事该怎么拍。我想去说不拍了，但我的内心告诉我还是拍吧。
制片人说我是惟一一个能拍这本书的导演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故事里的所有坏蛋都是北非人，就冲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现在的关系，法国人不好拍它。但你可以把这些坏蛋拍成美国人。我说，干嘛不把他们整成法国人呢？他听了吃一惊，但后来就同意了。
麦吉利根：这是你几年来的第一件工作吧。
达辛：对，失业五年。
麦吉利根：后来工作就接踵而至了吧。
达辛：在欧洲，是这样。
麦吉利根：说说那年的戛纳电影节。
达辛：《男人的争斗》反响不错，被送到戛纳角逐。我得了最佳导演奖，当法国国旗出现的时候，美国人觉得很尴尬。所以美国大使馆有人来找我，他想把护照还我，这样本来可以解决事情，但他们这种形式，我无法接受，所以最终也没要。
《男人的争斗》在欧洲挣了大钱，但大家都说这片子没法在美国上，除非拿掉我的名字。美国公司答应给我一大笔钱，我拒绝了。大家都说第一个黑名单上的人出现在演职员表上是道尔顿·特朗勃的《斯巴达克斯》（1960），但我想我才是最早的。《男人的争斗》在纽约放了，在其他几处也有限上映。没有大发行商肯碰。
麦吉利根：你怎么到希腊的？
达辛：几年前，有个我在法国认识的女士找我，问我拍不拍《希腊人佐巴》。但我们没有就谁来演佐巴达成一致，最后没有合作成。但《男人的争斗》后，我读了Kazantzakis的另一本书，叫The Greek Passion，我想拍，这就是我和希腊建立关系的开始。
麦吉利根：你有希腊背景吗？以前来过希腊？
达辛：没有。我在戛纳遇到我后来的太太梅丽娜，当时在准备这部片子。她在那里是因为《Stella》这部片，我是因为《男人的争斗》。我告诉她我在准备一部影片，问她对某个角色是否有兴趣。当时我护照问题没解决，但她爸爸是希腊国会里的大官，帮了我这个忙。所以我第一次到希腊是在1955年的冬天，我决定在克里特岛拍，Kazantzakis喜欢那里，虽然教会不高兴。
后来，你看，Celui qui doit mourir (He Who Must Die) 我和本·巴兹曼一起写的，又代表法国参加了戛纳，美国大使馆又找了法国媒体开招待会，你们想怎么报道？记者问，你们会邀请这两个黑名单人士吗？最后电话打来打去，到了最后时刻，一封请柬终于从我的门缝底下溜进来。几分钟后他们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。我说不去，你们不请我的搭档巴兹曼我是不会去的。最后他们只有请了我们俩人一起，很多官员和好莱坞人士一起出席了，但他们都有意无意避开和我俩合影，只要我俩经过，他们就故意扭过背去，或者举起香槟酒杯挡着脸。他们还怕着呢。
在戛纳发生了一些这种事。我记得有次去电影宫，他们放我的一部片子，我看到吉恩·凯利进场。我赶紧闪开了，免得让他看到我再闪，让他尴尬。但他看到了我，他说，靠，你在干啥？你竟然躲我？他走过来挽着我进了会场。我很感激他的这一举动。
梅莲娜·梅尔库丽和达辛
麦吉利根：你在希腊获得了成功，你为什么不用黑名单上的朋友做编剧了？还是你觉得自己亲自动笔好？为什么不和巴兹曼合作了呢？
达辛：说老实话，和巴兹曼合作等于是说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分享工作，我喜欢他。但我开始在希腊的新生活，不论好坏，从那时起，我最好自己一个人写吧。没有黑名单上的朋友住在雅典。
麦吉利根：你慢慢地就和好莱坞朋友疏远了吗？
达辛：后来是挺疏远的。
麦吉利根：这对你有什么不同？
达辛：我的小孩住在巴黎，我去巴黎都会见朋友。我还去伦敦看戏，看看约瑟夫·洛塞啊，我和他有过同甘共苦的日子。
麦吉利根：你的许多作品都是在紧迫的状态下赶出来的。有不有哪部是轻轻松松，好整以暇，精工细作拍完的？还是这就是这样的特征？
达辛：我和你说实话吧，我从来不懂那些需要六个月或一年来写剧本的家伙。如果你一天工作六小时、八小时、十小时，你一周就可以搞掂剧本。萨沙·吉特利两天就写好一部戏，我写《男人的争斗》花了六天。《痴汉艳娃》是十天，不过我每天至少工作十小时。
麦吉利根：你的欧洲阶段作品，哪部最喜欢呢？
达辛：每部都喜欢一些片段吧。我不能说某一部让我全部喜欢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享受奢侈的自由。我拍我想拍的。我会为过失而懊悔。
麦吉利根：哪一部希腊时期的作品代表着你拥有的最大程度自由？
达辛：如果我必须要选一部的话，那就是从来没有上映过的The Rehearsal（2001年得以在纽约上映）。1973年11月，希腊处在独裁统治下，希腊学生占据了工艺大学，抗议政府。军方派来了坦克。发生了流血冲突。我想拍部片子反映这一事件，纪录风格，表现占领和屠杀。我们在纽约拍，很令人感动的经历。演员阵容包括很多优秀的纽约演员、希腊学生，还有阿瑟·米勒、莉莲·赫尔曼、马克西米连·谢尔、劳伦斯·奥利弗，都是志愿的。六月拍竣，但一个月后军政府垮台了，本来说好的发行商就失去了兴趣，不愿再发。
麦吉利根：黑名单事件后多久，你才决定回好莱坞工作？
1968年我们在美国，为重建民主政权努力，但是梅丽娜在巡回演说，她不需要我协助。派拉蒙叫我去重拍《告密者》，用黑人演员。我同意了。这是个很严重的错误啊。我考虑到美国黑人当时的境况很坏，应该拍一部电影表现一下。很激动人心的年代，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。我想我写了个好剧本，但我警告自己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写一个关于黑人的剧本？所以我请Ruby Dee和Julian Mayfield写第二稿，但后来再看，我觉得还是第一稿好。本来詹姆斯·厄尔·琼斯愿意主演，但后来突然放弃了。整个项目陷入混乱。
麦吉利根：就是《不安》（1968）吧，是在好莱坞拍的？
达辛：克里夫兰，但到处暴乱，社区的人都讨厌剧组，因为我们没有雇佣黑人。我们才拍了一点，马丁·路德·金遇刺了。结果我把他的葬礼也拍了下来，我们陷入了互相怨恨、不信任的氛围。肯尼迪也被刺杀，市长警告我们赶紧走，不然安全不能保证。我们只好回洛杉矶杀青。《不安》是个大灾难。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永久被放逐之人，或者认为我已经死了。
麦吉利根：你是否接受这一点呢？
达辛：不。
麦吉利根：你迄今最后一部作品《十六岁之爱》（1980），有部分是在在加拿大拍的，反响似乎一般，你为什么会拍它？
《十六岁之爱》（1980）
达辛：钱啊钱，剧本大纲也不错，理查德·伯顿演主角，被施了魔法。是这样的，当我决定要塔图·奥尼尔演时，这片就注定要完蛋了。
麦吉利根：你负责卡司吗？
达辛：是我的错误。全部是我负责。制片人的印象里奥尼尔是超级巨星。我记得她小时不错（十岁时主演《纸月亮》），但后来就不甚了了。我签了约，到加州去见她。见了就后悔了，但我已经没法解约。总之是灾难。
麦吉利根：真有那么沮丧，让你终止了导演生涯？
达辛：是啊。就是因为这个。还有一点，为了把这片子整得稍微像点样，我在剪辑上下了点功夫，避免让她显得太讨厌。我提出把我的名字抹掉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成功，金钱对我其实不是太大问题。
麦吉利根：其实你可以在希腊靠导演舞台剧过得很好。
达辛：没错，在舞台上我导了很多喜欢的戏。
麦吉利根：我知道大多数黑名单成员终身保持着联系，许多人都成了好朋友，是什么让这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？
原则。他们中间很多人改变了政治信仰，很多人幻灭了，很多人对曾经寄予厚望的苏联的行为感到愤怒，很多人失败了，被背叛了。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是正人君子。他们彼此敬重这一点，不管彼此存在多大歧见，都能求同存异。
麦吉利根：黑名单事件对某些人来说算不算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比如你？
达辛：倒不能这么说。我很幸运。我只不过失业五年，我有机会改变人生，开始新生活，但我被迫和成长起来的文化背景割裂了，我必须装作很了解别国的文化。黑名单很恐怖，我不能改变这点看法，我不能说我因祸得福。
麦吉利根：你还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吗？
达辛：美国人，尤其是纽约人。也是东部人，东部思维方式的人。我永远是美国人，我想念美国。
麦吉利根：那你怎么还住在希腊？
达辛：我的孩子们在欧洲成长；我有孙子。希腊独裁政权倒台，我不能跟老婆说，你被迫离开家园七年，但现在我们还不能回希腊。我不能这么干。我太知道流亡是什么滋味了。所以我继续在希腊戏剧、电影界生活、工作。法国人、希腊人都给我入籍的机会。我都拒绝了。我是美国人，永远是。
麦吉利根：今天你怎么看待好莱坞呢？
达辛：我很关注好莱坞今天拍的那些片子。美国电影的预算真把我吓呆了。我很震惊，一部片子可以花一亿美元甚至更多。我觉得票房大片在精神上是有害的。我很惊讶，严肃的影评人居然大肆追捧耗资昂贵的漫画改编影片。当然，美国电影里也有好的。好莱坞集中了大量的人才，我相信未来会更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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